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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下沉人性化反思与更多政治经济学批判

发布时间: 2019-04-05 18:40文字数: 11042字

  摘要: 在媒介化社会逐渐成为现实的今天,媒介化理论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夏瓦将媒介化视为基于媒介制度的社会结构化转型,库尔德利则将媒介化视为媒介成为人类社会“元资本”的实践化进程,但他们的理论或是面临着坠入结构功能主义窠臼的风险,或是面临着“意识形态批判”的指责。在媒介已经下沉为一种经济基础的今天,只有对“媒介化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更好地理解媒介化力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奠基与形塑。

河南快三   关键词: 媒介化;夏瓦;库尔德利;传播政治经济学

  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数字媒介的发展,河南快三渐渐发现,河南快三身处一个“媒介化”的时代——河南快三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媒介,工作被微信、QQ等即时通讯软件所组织,闲暇时光则被微博等社交媒体和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媒体 占满;电子商务向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渗透,新的商业模式被线上消费、移动支付组织起来,“淘宝村”、“快递村”不断涌现,河南快三的生活环境渐渐变成被物流 行业、外卖行业撑起的“流动世界”;农民在淘宝直播、快手直播中销售蔬菜、水 果、农副产品,街边小贩掏出二维码让顾客扫码支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 “媒介化”理论的重要性逐渐突显,对媒介化理论的澄清与拓展也变得愈发迫切。

  媒介化(Mediatization)的 概念最早由施蒂 格·夏 瓦(Stig Hjarvard)提出,用以指代一种制度化的实践,即社会结构如何扮演人类活动与社会交往的资源,而人类的互动又如何作用于制度与结构的再生产。在他看来,“媒介化”可以被视为媒介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其它领域之间的结构性转型,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媒介拥有了更大的权力以界定社会现实和社会互动的条件模式(condition pattern)。[1]媒介不再是被“选择”的技术,而是成为了社会和文化实践中的一个结构性条件,同时存在于特定的文化领域和整体的社会之中。一方面,媒介已经成为了所有机构运作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媒介又拥有一定的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和权力,迫使其它机构或多或少地必须接受媒介的逻辑。它既是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基本结构之一,又是一个半独立的机构,为河南快三理解社会的整体提供一个诠释框架,也为公共讨论建构了一个舞台,这种结构关系的双重性成为了“使用媒介”的前提条件,从而影响着社会关系的建构。

  对于“媒介化社会”的来源,至今仍旧是众说纷纭,一种观点是,“媒介化”社会是卡斯特尔所 谓“信息社会”、“信息化”的直接产物,正是信息技术、互联网乃至是人工智能的介入,结构化了一个奠基于媒介的世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媒介化”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延伸,即,将媒介视为人类社会先验的行动法则,来探讨“社会是何以可能的”;而在笔者看来,媒介化的过程始于20世纪60 - 70年代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在这一时期,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共同构成了语言学转身的哲学根基,将自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转向”又向前推了一步: 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类的认识与思想只有通过语言才得以存在、传递;而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语言学转向意味着人们开始将社会视为通过语言河南快三来实现的“文化产物”,在这一基础上,以米德为代表的芝加哥实用主义者才能建立起“符号互动论”的传统,伽达默尔才能将存在主义推向“解释学”的路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也是借此才得以成立。更进一步来讲,语言学转向意味着重新发现“人”,意味着在结构与个体之间搭建桥梁,使人不再作为结构的“提线木偶”而存在。而对于媒介研究来说,语言学转向意味着结构与人类感情的同构可以在“媒介” 中发生,因为媒介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载体,也是无形的、不可捉摸的人类交往系统的具象化。媒介之中包含着一切— 在戈夫曼看来,媒介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哈贝马斯看来,媒介也可以充当人类交往的“公共领域”; 而在福柯那里,“符号技术”作为人类生活技术(technologies)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主体性和真理之间的媒介(agent),包含着对个体的规训与改 造,自然也包含着不可回避的权力。在这些理论中已经隐含了媒介化的逻辑,人们在谈论“媒介” 时,超越了作为“实体”的媒体机构与传媒企业, 而开始追本溯源地讨论“media”在人类生存与日 常生活中的“介质性”—在存在论意义上,媒介 构成了“在世之在”被“抛入”其中的技术环境与“架座”;而在日常生活中,人通过媒介来认识、融入社会,与他人交往,形成共同体的意识与情感, 参与公共实践,并使自身成为“政治人”。

  这三种关于媒介化的话语体现为一种逐渐递进的关系,人们先在“信息化”的维度中发现 了“媒介化”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去探讨媒介与社会的若干种可能关系,并反思主流的传媒研究将媒介视为“工具”与“功能”的研究路径。若只关注媒介的“内容”,此类研究只能称为“中介化”(Mediation)研究。在夏瓦看来,这些“中介 化”理论或是研究“媒介对人们做了什么”,或是研究“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前者是媒介研究的“效果范式”(effect-paradigm),后者则是媒介研究的文化研究取向,它们聚焦于传播过程本身, 而并未意识到媒介和不同社会机制或文化现象间的结构性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如何影响人的想象力、关系和互动。“中介化”的研究共同的特征是: 只关注媒介本身,而忽略了“化”的过程,即,媒介如何渐渐下沉、奠基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

  而夏瓦想要做的正是澄清“中介化”的两种范式, 由此透视奠基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媒介化”进程; 而笔者要做的是,延伸这一“媒介化”的座架,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其不局限于夏瓦所谓的“制度”和库尔德利所谈到的“场域”,而是已经拓展、下沉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

  一、“有机团结”或“表征符号再生产”—“中介化”的理论基础

  夏瓦所提到的两种“中介化”研究,其一是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观念的媒介研究效果范式,其 二是强调“受众主动性”的文化研究范式,而之所以将它们称作“中介化”研究,正是因为这些理论范式都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媒介”本身,而作为medium的复数形式的media,其最原本的含义便 是“中介”,这种中介既可以是一种“实体”,也可以是一种“状态”。不过,这种“中介”并非是一种技术的“孤岛”,它存在于社会之中,对社会的运转发挥着某种效用。它的中介状态既可以使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现象相关联,也可以使现实世界与可能性的世界相关联,它的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实际上是涂尔干提出的“有机团结”观— 在人类社会步入工业化的过程中,原本包含着形而上学思辨与神学隐喻意味的“中介”开始“祛魅”,伴随着无线电的发明,“传播”(communication)的概念从交通、运输、疾病传染中分化出来,媒介开始作为联系社会各部门、维持社会机体运转的 “纽带”,在社会中发挥着“联结”与“沟通”的作用。

  在施拉姆的《人类传播史》中,媒介既是一种技术手段,也是一种“机制”,他将城市、学校教育、新闻也纳入了考察的范畴,不止印刷术的发明对西欧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闻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早期也发挥着启蒙民智、促进公共领域形成的作用—新闻是一种传播的“机制”,即一种组织化的传播手段的应用。[1]他试图以概念化的“传播”作为中轴,串连起一系列的技术变革,与人类社会中各种组织的兴衰,并在此基础上,将“技术”与“组织”两个维度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基于社会这个宏大母题的媒介观。这种观念实际是芝加哥社会学派作为“组织化的知识”的新闻观的延伸,作为一种社会组织, 报业有能力、也有义务在“大共同体”的构建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它们能够带来一场伟大的变革, 能够推翻代议制民主的奴役,直达种种民主问题的根源。新闻是一种当下的、瞬间的、非系统性的特殊知识,这些特征并不以媒体的类型、性质而转移,而是一种随着社会发展而建构起来并日渐趋于稳定的“功能”,即一种广泛的社会联结, 而生产这种知识的媒介、报业、新闻工作者则构成了生产功能的社会组织。但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催化下,媒介的“效用”渐渐转向了战争动员、社会控制,而非“民主”与“共同体”。在“传播学奠基人”那里,媒介被当成了一种“效应的放大器”,例如宣传工具、动员手段、gate keeper(把关人/ 守门员),用以达成某种社会目的—组织、动员、宣传、控制、说服,等等。这种“放大器”仍旧河南快三于社会的有机团结,却不再是互动的、个体与结构互相建构的,而披上了一种控制论、机械论的色彩。二战结束后,结构功能主义大一统的传播观与媒介观正式形成,“功能”被严格限定于“客观的结果”而非“主观的动机”,传播的意义被理解为大众媒介传递信息产生的可验证的客观效果,完全落在了工具性层面,人类对于传播意义的主观阐释被排除了。

河南快三   这便是夏瓦所谓“效果范式”的来源,而另一种文化研究的“中介化”范式曾经迸发出了“结构化”之潜能,不仅葛兰西、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是文化研究重要的理论源泉,而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源流中本就存在着结构性的批判—在阿多诺那里,“文化工业”并不是某一具体的工厂或公司、某种具体的产业形态和内容,而是处在资本主义逻辑之下的社会文化再生产部门,其本质上是一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但可惜的是,“结构化”的批判在文化研究中只是昙花一现,首先,文化研究者并不赞成“强结构”的观念,而是走上了一条新的、折中主义的、强调意识形态的建构与主体能动性的研究路径;其次, 结构性批判根本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的传播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美国学界从阿多诺的思想中吸收的,更多的是对于具体的传媒产业、媒介技术的反思,而非指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批判与解构。文化研究在登陆北美时,詹姆斯·凯瑞既强调媒介作为“文化的技术”的功能,也强调“仪式” 所具有的结构性质,以一种温和的姿态去寻求新的“有机团结”。而在英国本土,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大众文化转向”,此时的媒介观转向了“符号集成的载体”。媒介仍旧是生产性的,但生产的对象已不再是结构、社会关系、意识形态,而是“表征”、“符号”、“景观”。因此,夏瓦才会认为这种“人用媒介做了什么”的研究取向仍然是“中介化”,因为文化研究的媒介观从“结构”退回了机构之中,“做什么”的前提是“用”,媒介仍旧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它对社会施加的影响依旧是功能主义的。

河南快三   二、“制度”与“元资本”—夏瓦与库尔德利的媒介化理论剖析

河南快三   尽管这两种“中介化”理论的研究者都将视线集中在了媒介这一“中枢”上,但无论是效果范式还是文化研究,其理论基础都从未脱离过“社会”,有机团结也好,表征符号的再生产也好,都是试图为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人类社会在朝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这种危机被滕尼斯称为“解组”,被涂尔干称为“失范”,被韦伯称为“铁笼”,而要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不同的学者也交出了不同的答卷: 涂尔干期待着职业内的联合成为新的社会纽带,从而实现“有机团结”;韦伯认为应当重提价值理性,解决理性化与科层化过程中的弊端。这些观点都是希望通过重建某种纽带,来实现社会的平衡与协调,而媒介成为现代社会中被寄予厚望的“纽带”,正是媒介在人类社会中渐渐“显现”、渐渐受到重视的过程。不过, 在夏瓦那里,只注意到“纽带”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媒介化”已经超越了工具主义、功能主义的纽带观,而转向了一种观照社会结构性转型的视域。

河南快三   夏瓦想要通过制度分析路径(institutional approach )来建构一种关于媒介的“ 中层理论”(Kent Asp)等人“政治生活媒介化”的研究,“政治体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大众传媒对政治报道的影响,而且还自我调节以适应大众传媒需要”;同时,夏瓦也借鉴了赫尼斯(Gudmund Hernes)关于“被媒介扭曲的社会”的研究,“媒介如何重新分配社会权力?……简而言之,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关键问题在于媒介如何改变其它社会实体的内部运作及其相互关系”;还有阿什德与斯诺(Altheide and Snow)关于“媒介推动社会制度变革”以及“媒介逻辑如何塑造社会中产生并流通的知识储备”的研究。舒尔茨与克罗茨(Krotz)的观点与研究路径同样影响了夏瓦的媒介化理论,前者将媒介化按照分类学的观点概括为延展性(extension)、替代性(substitution)、融合性(amalgamation)、适应性(accommodation);后者将媒介化视为一个“元进程”(meta-process),即“一个历史性的、不间断的、长期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媒介得以出现并制度化”。在二人的基础上,夏瓦将媒介化定义为一个关于媒介在文化与社会日渐增强和变化的重要性理论的核心概念,它可以揭示文化与社会越来越依赖媒介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二元性(duality),即媒介融入(integrated)其它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其自身也相应地成为社会制度,因此,不同制度内、制度之间、社会之中的互动得以依赖媒介进行。

  因此,“媒介化”可以被理解为“媒介逻辑席卷一切”,不过,夏瓦眼中的“媒介逻辑”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线性的或单一的合理性,而是媒介所具有的“独特方式”(modus operandi)及特质,用以描述特定制度的、美学的、科技的独特方式,包括媒介分配物质与符号资源,以及在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下运作的方式。在夏瓦看来, 为了规避线性的、一元性的单一合理性,就必须将媒介逻辑与某种社会力量相结合,正如隆比(Lundby)、阿什德与斯诺借用了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来解释“媒介逻辑”,或是赫普借助行动者网络理 论(Actors-Network-Theory),认 为媒介逻辑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效力,夏瓦选择的社会力量是“制度”,在他看来,制度指涉的是现代社会中稳定、可预测的构成部分,它有能力形成特定生活领域、特定时间和地点中传播与活动的框架,并在这些领域中影响社会再生产,赋予其一定程度的自治,建立区别于其它领域的独特身份。[2]他所谓的制度实际上是一套规则与资源配置的系统,通过“功能可供性”(affordance)为行动者提供行动框架,也使他们能够运用反思能力与现有的规则来改变社会结构,在这一意义上,媒介能够形塑传播与行动。由此,媒介化产生了“脱域”的社会影响,使得河南快三无法再以“公共-私人”、“真实-虚拟”的坐标去区分人类行为,而必须依据媒介的法则,以同质化(homogenization)- 差异 化(differentiation)、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 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两重维度来构建媒介化的坐标系。在这一坐标系中,媒介不仅建构了一个经验分享的领域,也形成了各个机构关系交互的平台,甚至从中诞生了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公共领域。也就是说,媒介实际上是一个“阐释框架”(interpretive frame),既是机构之间的联结(nexus),又是社会成员讨论并决定公共利益的舞台(arena)。与夏瓦同时期的库尔德利则准备采用“媒介实践”的路径,绕开难以解决的“媒介效应”问题。在他看来,“媒介化”(mediatization)与“中介化”(mediation)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它都是一个形塑性的实践过程,都指向了媒介的建构与奠基。在库尔德利看来,实践路径不始于媒介文本或媒介机构,而是始于与媒介相关的事件,含一切松散和开放的关系。[5]因此,他并不避讳夏瓦所批判的“人用媒介做了什么”的中介化研究, 而是将其拓展为这样两个问题: 1.在各种情景和语境中,人们在做什么与媒介相关的事情? 2.人们关于媒介的实践如何与广阔的“动因”相联系? 在他看来,媒介化的过程绝不仅仅是制度,而夏瓦谈论的媒介逻辑仍然存在着将不同的过程捆绑在一起放在“媒介化”的名目之下的风险[6];而在夏瓦看来,库尔德利对“媒介权力”与“仪式”的认识与使用更倾向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描述与批判建构的现实主义”过程,但在夏瓦看来,这一意识形态过程只是被媒介的独特方式所影响的现实世界的一部分。

河南快三   二人争议的关键在于: 夏瓦认为“媒介化”的实质是作为制度的媒介通过“功能可供性”影响了现实世界的资源配置,其认识论基础是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s-Network-Theory, ANT);而库尔德利认为媒介化的实质是作为“元资本”(meta- capital)的媒介影响了媒介资本(media capital)与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的集中化趋势,由此, 媒介场域可以像布尔迪厄论述的权力场域(power field)一样,对其它一切场域施加影响,他的理论 基础是布尔迪厄的实践观。通过诸如搜索、展示与被展示、在场、归档等媒介实践,以及“跟上新闻”、评论、开放连接、筛选信息等“媒介惯习”的集合体,河南快三得以窥见“媒介实践”运作的原则: 一是媒介的形式化与仪式化,借此,成为了社会中某些正当性的来源。所谓“仪式”,正是通过形式进行的权力实施,“媒介仪式”便是使媒介权力自然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宣示了媒介能够助人接触社会的共同现实。[1]在库尔德利看来,媒介权力的合法化正是通过媒介仪式来实现的,正是通过仪式,媒介权力的合法化与自然化浓缩为了社会形式,因此,“仪式”不能简单地解读为意识形态的载体;二是媒介事件的“平常化”与祛魅,在数字媒介时代,各个媒介争夺合法性与生存空间的过程使得媒介事件愈发饱和,媒介仪式便被还原为模式化的行为,从而嵌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库尔德利看来,这种无所不在的符号权力不仅能够影响人们的所作所为,也能影响河南快三描绘“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能力。但符号权力的分布并不是均衡的,在当代社会中,数字媒介的发展使得符号权力集中于媒介之中,当集中化的权力足够强势之时,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就会扭曲社会空间,从而决定着社会风景的全貌,这样的能力便也等同于“建构现实”的权力。

  为此,库尔德利才会使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来探讨媒介的“跨场域效应”,在布尔迪厄那里,新闻场域只是一种附属性的、缺乏自律能力的场域,但在库尔德利那里,媒介已经成为了“元资本”,因此,媒介场域也像“权力场域”那样, 影响着各种资本的“兑换率”,从而影响着它们在各种场域中的竞争。不过,库尔德利并没有直接在布尔迪厄的意义上使用“实践”的概念,他引入了西奥多·莎茨基(Theodor Schatzki)与安德里亚斯·雷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的实践研究,将实践看作一种有独特秩序的场所,“实践……是程式化的行为,含若干相互联系的成分: 身体活动形式、脑力活动形式、‘事物’及其用途、理解的形式的知识背景、技艺、情绪状态和动机知识。”实践包含着理解、“显性规则”、“目的、计划、信念”,各种惯习通过实践来彼此协调,在实践之中,理解之结构得以被把握,而惯习独特的组织性能构成了“社会秩序”。不过,在莎茨基那里,诸如媒体等“社会性组织”(tissue of sociality)并不包含宏观的形塑功能,社会秩序的功能局限于理解,只是对单个习惯的整合。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库尔德利才将“仪式”引入其中,使得媒介权力的组织与配置有所依凭。

  两位“媒介化”理论家的争议暴露了媒介化理论的重要弱点——难以处理“结构化”的媒介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夏瓦论述的“制度”更强调社会结构性的一面,强调下沉为社会结构的媒介化如何为个体行动提供框架,因此,在他使用分类学的方式探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领域的媒介化时,媒介化的理论便又落回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窠臼中;而库尔德利更强调“实践”,正是人们围绕着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的种种实践,作为“元资本”的媒介才有其效力。不过,库尔德利为“实践”注入了许多“实用性”的要素,使得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布尔迪厄的理论语境,因此才被夏瓦指责为“意识形态批判”。

  三、从制度到“经济基础”—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媒介化

  在笔者看来,夏瓦与库尔德利走得还不够远,在库尔德利那里,媒介权力仍然是一种符号权力的形式,河南快三知道,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它是以物化的形式或肉身化的形式累积起来的一种价值形式,包 含着金钱财富以外的地位、文化趣味、消费方式、识读能力、教育资历,即布尔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权力与“优势地位”,它可以满足人们的欲望,也可以以某种形式转化为经济资本。但在当代“媒介化”社会中,媒介正在渐渐下沉,不仅演变成了人类奠基性的生存方式,也变成了建构社会实体的经济基础。

  事实上,传播、媒介的“物质性”、其作为“生产性要素”的特征始终是当代左翼学者关注的议题。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马尔库塞那里, 生产方式就是意识形态,大众传媒所处的“文化工业”源源不断地生产着虚假的需求与虚幻的满足,生产着人们关于价值与意义的幻想,生产着单向的、操控性的技术理性。对于他们而言,所谓的“文化工业”正是工业化大生产的逻辑向着文化领域拓展、殖民的后果,“对文化工业中‘工业’一词的理解不可囿于字面意思。它指的是事物的标准化(比如说每个电影观众都熟悉的西部片的标准化),发行技术的合理高效化,而不仅限于制作过程。”媒介不仅是物质性的,也是生产性的, 只是其支持的乃是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循环与政治权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对于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来说,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本身就是物质性的,它包含着社会成员的生活经验与情感结构,因此,“河南快三从一开始就不能认为传播是第二位的。河南快三不能把它看成是边缘的,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事情发生之后才发生的,因为河南快三自身的现实、河南快三社会的现实都是通过传播体系才形成并得以解释的”。而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那里,这一问题已变得更加清晰—福克斯认为, 信息、传播、媒体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仍然是一个盲点,除非“主流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不再认为传播是上层建筑的、第二性的”。在福克斯看来,河南快三有必要把信息、传播等要素确立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性要素。也就是说,媒介的“元资本”正在切切实实地干预着实体经济,并逐渐拥有了调配社会资源、组织新的生产方式、建构新的生产关系的能力。

  此外,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自治学派基于马克思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概念,提出了“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的概念。马克思的原话是,“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收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但在自治学派那里,它变为了一种抽象的剩余物,一种被马克思所忽视的活劳动,而认知资本主义正是生产方式与经济循环基于“一般智力”和“非物质关系”的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其核心概念是由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提出、由哈特(Michael Hardt)与奈格里(Antonio Negri) 发扬光大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这种非物质劳动产生思想、标志、规范、篇章、语言、符号、形象及其他此类产品”,不过,“所有非物质性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都仍是物质的—它就像所有劳动一样需要河南快三的身体和大脑的参与。所谓非物质性指的是它们的产品”。此外,非物质劳动也是生命的劳动,“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非物质”劳动中包含着非剥削的主体性生产,因此,它也隐含着一种关于主体性解放的乐观主义期待。

河南快三   由此,河南快三可以在左翼的传播研究传统中窥见“媒介”不断下沉的过程— 其物质性早已不局限于媒介的“实体”,而是进入了生产关系的范畴;其生产性也不限于意识形态、文本、意义的再生产,而是经由“生活方式”这一鲜活的经验,对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循环发挥着作用。进入21 世纪之后,“赛博时代”的到来为河南快三理解作为 经济基础的媒介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蓝江看来, “数字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在“认知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新阶段。此时, 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已不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坚定的“一般劳动”,也不是自治学派所谓 的“一般智力”,而是完全外在于人的、支配人类行动的“一般数据”(general date)。在蓝江看来,资本主义的一大矛盾就是生产、投资的盲目性,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恰恰为资本主义解决了这一难题。尽管个体单次的搜索、线上行为毫无意义, 但在它们被数据公司收集、整理、再加工之后, 就构成了能够调控、指挥生产与投资的“一般数据”。大数据、云计算能够引导实体经济的运转, 金融投资也不再是一场赌博,而是时刻处在数据有效的监控与调节之中。在这种“新型经济”之 中,新的生产关系应运而生,而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也随之萌芽—构建数字资本主义的关键节点不再是人类实体,而是由数据构成的、不再与实体对应的“虚体”(vir-body)。因此,“数字化”已经形成了一种存在论的建构,它是社会关系的构架与表征,并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界面,让今天绝大多数交换和社会关系,都被它所中介,所赋值,所架构。

河南快三   在此基础上,河南快三可以理解,媒介在今日也随着“数字”一起不断下沉,开始构成当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如蓝江所批判的,“一般数据”酝酿了一种普遍的权力,迫使实体经济遵守数字化的游戏规则,这种新秩序甚至构架出了一种让所有用户都无法逃离的平台,并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全方位扩张。[4]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新的媒介技术在发展之中“重新界定着劳动过程,并因此界定着劳动者的职业结构,适应性和多技能成为对劳动者的内在要求”。姚建华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在这其中,河南快三不仅能在当代社会中看到传统的农业、工业制造业向着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平台迁移,诸如AI养 猪、在抖音上销售农产品;也能看到媒体、文化行业的从业者正经历着“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实体经济正在日渐走向流动性、不确定性,劳动组织成为了“液态的”存在,而劳动者的雇佣也越来越不稳定,媒介机构越来越依赖临时的、非正式的劳动关系。新的生产关系业已形成,工业制造业时代的稳定雇佣关系与劳工保护政策渐渐瓦解, 而为这种新生产关系、新市场形态、新劳动组织结构与分工模式提供技术基础的正是媒介与相关的数字技术。

  与此同时,“媒介化”也带来了一种弥散的“普遍剥削”— 尽管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正渐渐趋向于弹性与灵活性,劳动者的工作制度却是“伪弹性”的。当媒介技术渐渐消解了时间与空间之后,“工作”与“闲暇”的界限也被打破了,雇主可以通过无远弗届的媒介技术实时“监控”劳动者,“微信办公”与各种线上工作组要求劳动者24小时随叫随到,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从“996” 延伸到了“007”。更为严峻的是,网络用户的技术使用、资讯接收、社交关系、娱乐等一切传播行为,都在渐渐向着“劳动”转变。尽管用户能够使用媒介这一“生产性资源”,但他们为了争取网络使用权与话语权的种种行为无形中为媒介的所有者创造了大笔的财富。媒介平台、互联网公司、信息河南快三提供商攫取了用户创造的价值,这其中既包括信息价值、文化价值、娱乐价值,也包括直接的交换价值。这些由用户创造的价值并不归用户所有,而是成为了被剥削的剩余价值。之所以将这种情形称为“普遍剥削”,是因为河南快三所处的媒介环境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工厂”,河南快三无法选择自己是否被剥削,河南快三也无法预料,自己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会不会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哪些内容会被选择、筛选、加工,从而被商品化。这种不可知性造就了资本的“普遍监控”,正如马克思预测“资本主义席卷一切”一样,媒介化席卷了一切,人不再是政治的动物,也不再是劳动的动物,而是一种数字化、媒介化的动物。

河南快三   正是因为媒介化的“下沉”,这一进程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抗拒—人正在渐渐变为“赛博人cyborg),而媒介也在逐渐“人性化”,渐渐成为一个能动的行动者。而当媒介正式构成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后,河南快三似乎更加难以将它从社会生活中剥离出来。河南快三能够反抗互联网巨头“圈地运动”与垄断吗?河南快三能够摆脱这种“媒介化生存” 吗?在“顺应”与“反抗”媒介化这两条路径之外, 河南快三是否能够找到第三种选择?这不仅呼唤着媒介化的反思,也呼吁更多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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